RG 资讯 | 日本4月核心CPI意外创四年新低，日行加息计划更加复杂

日本总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，4月全国核心CPI（剔除生鲜食品）同比上涨1.4%，低于市场预期的1.7%，也较3月的1.8%明显回落，创2022年3月以来新低。

整体CPI同样上涨1.4%，低于市场预期的1.6%。这意味着日本通胀率已连续第四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%的政策目标。

数据公布后，美元兑日元一度小幅反弹至159附近，市场反应相对克制。与此同时，尽管通胀数据走弱，日本央行内部鹰派力量正以超出市场预期的速度集结。

表面来看，4月通胀数据呈现全面降温态势：整体CPI降至1.4%，核心CPI降至1.4%，更能反映潜在需求端价格变化的“核心核心CPI”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）同比上涨1.9%，低于3月的2.4%，触及14个月低点。

但从结构上看，日本通胀压力并未真正消退。首先，通胀回落并非源于需求明显走弱，而是受到政策干预影响。

政府学费补贴压低了私立高中学费等一次性支出项目，能源补贴也持续缓冲国际油价向终端消费的传导。一旦补贴退出，被压制的价格可能更快反弹。

其次，作为消费物价先行指标的企业物价指数（CGPI）早在4月已同比上涨4.9%，创三年新高；进口物价同比上涨17.5%，能源价格上涨和日元走弱共同推高输入型通胀。

日本央行审议委员小枝淳子指出，企业通过涨价转嫁成本的速度较过去“明显加快”，这一判断也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本周早前的表态一致。

此外，AI产业也成为更隐蔽的结构性变量。5月21日，日本央行审议委员小野田顺子在福冈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讲时警告称，强劲的AI需求可能正在推高能源价格，意味着未来许多商品价格可能全面上涨。

作为全球AI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，日本既受益于AI驱动的半导体出口景气，4月芯片出口同比大增44%，也承受着AI数据中心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量。

这一需求正与中东能源供应中断形成叠加压力，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日本面临更复杂的通胀环境。

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，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大幅下滑64%，能源进口总额缩减在数据层面反而压低了整体通胀读数。换言之，4月CPI走低的部分原因来自供给端收缩，而非需求端降温，这也意味着未来通胀反弹的压力正在积聚。

5月18日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上宣布，已指示财务大臣片山皋月研究编制2026财年补充预算，以缓解中东局势长期化导致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对经济和民生的冲击。

这一决定的背景十分紧迫。随着中东战事持续，布伦特原油在每桶110美元上方高位运行，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急剧下降，日本石油库存较峰值下降50%，为至少十年来同期最低。

对于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而言，油价每上涨10%，相当于GDP约0.3个百分点被贸易条件恶化所消耗。

日本政府已连续数周通过补贴将汽油零售价压在每升170日元以下，为此每升补贴约42.6日元，相关基金预计将在6月底告罄。

高市要求制定7月至9月电力和燃气补贴方案，确保今夏能源费用低于去年同期水平，并重启约2,800亿日元的消费者能源补贴。

政府计划从2026财年预算中1万亿日元预备费拨付约5,000亿日元用于能源补贴，但在6月底基金枯竭压力下，编制数万亿日元规模的补充预算几乎已成定局。

市场反应迅速而强烈。消息传出后，“抛售日本”交易再度升温。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5月18日一度升至2.8%，创1996年10月以来约30年新高；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.2%，4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.345%，均创历史新高。

自高市早苗2025年10月出任自民党总裁以来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从约1.66%累计攀升逾1.1个百分点至2.7%以上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从约3.15%大幅走高。

日经225指数在5月15日一度暴跌逾1,000点，日本市场出现罕见的股债汇“三杀”局面，即股市、债券价格和日元同时下跌。

三井住友银行首席策略师宇野大介表示，像日本和英国这样的国家，一旦考虑财政刺激措施，往往会引发股票、货币和债券同时遭到抛售，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疲弱，同时通胀风险偏高。

市场之所以以抛售回应高市政府的最新决定，深层原因在于三重担忧。

第一，日本财政负担已处于高位。2026财年预算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22.31万亿日元，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50%，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居首。

第二，日本正从超低利率向正利率重新定价阶段艰难过渡。日本央行作为过去日本国债最大买方，正在逐步退出极端宽松政策，市场因此要求更高的期限溢价。

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方向性矛盾正在显性化。野村证券利率策略师岩下真理指出，对于像日本这样高负债率的国家，在央行逐步退出宽松的同时扩大财政支出，相当于向市场释放“左手加息、右手举债”的信号，国债长端利率正在对此重新定价。

面对市场压力，高市早苗试图缓解外界对债务失控的担忧。她在5月20日的政党辩论中表示，预计下个月或下下个月账户将有盈余，因此不一定需要发行大量政府债券。她强调，政府将在尽可能减少国债发行的同时，保障民众生活和企业运营。

但财政盈余能否兑现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找到足够的非债收入来源。如果通过发行赤字国债为补充预算筹资，将对债券市场构成实质性压力。

星展集团研究部经济学家马铁英指出，补充预算预期正重燃所谓“高市交易”，即政府债券供应增加预期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，并对日元构成压力。

4月CPI降至1.4%，而6月加息概率升至70%至80%，表面看似矛盾，却揭示了当前日本经济政策的深层逻辑。

日本央行正面临典型的政策困境。一方面，经济增速正在放缓，2026财年GDP增速预期已从1.0%下调至0.5%，加息可能压制尚未稳固的复苏。

另一方面，虽然核心通胀表面走弱，但输入型压力正在持续积聚，包括美伊冲突推高能源成本、AI需求加速电力消耗、企业加快转嫁工资和原材料成本，以及日元贬值持续放大进口价格效应。

植田和男在4月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已明确表示，将避免在抗击通胀问题上“落后于曲线”，并强调若经济未出现大幅放缓，加息具有现实可能性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央行还必须权衡外部因素，包括美国对日本加息的施压、全球债券市场要求更高期限溢价，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债可持续性的担忧。

这些因素正推动日本长端利率升至30年高位。在内外压力之下，仅维持0.75%的政策利率已难以满足市场预期。

日本央行将于6月15日至16日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。届时，九人董事会面临的将不只是一次利率决议，而是如何在经济放缓、财政扩张、国际油价冲击和日元贬值之间取得平衡的系统性抉择。

法国里昂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李徽徽认为，日本正从长期低通胀、低利率状态切换至“正利率再定价”阶段，这不是短期波动，而是期限利率中枢的整体抬升。

从通胀数据到央行决议，从财政扩张到国债市场，从日元干预到外部压力，日本经济正在多个战线同时承压。

4月通胀数据走弱与6月加息预期升温之间的张力表明，日本央行对CPI短暂回落保持高度警惕。1.4%的通胀读数背后，涌动的是推动日本进入政策正常化实验的深层力量。